12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考古专家将视线集聚江西省樟树市，对国字山越国王室大墓考古发掘成果进行论证。樟树国字山墓葬，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

专家们一致认为，国字山墓葬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对这一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

历时4年的考古发掘

寒意逼人的冬风掠过地处赣北平原与赣中丘陵交接区域的清江盆地，给这里的田野和山岗增添了几分萧瑟。

这里是樟树市大桥街道彭泽村洪光塘自然村境内的筑卫城遗址。

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筑卫城，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周边发现过大量同时期的城址、遗址、墓葬等，构成了以筑卫城为核心的聚落群。

国字山墓葬，正位于筑卫城遗址保护范围之内、距城址西侧约300米处的大姑山北坡余脉土岗上。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意乐自2013年起就在这里开展了考古勘察工作。他说：“当时我们着手对周边进行大规模勘探，逐步明确了国字山墓葬的性质和周边遗址的分布。”

自2017年起，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樟树市博物馆组成国字山联合考古队，正式以聚落考古的理念，对墓葬及周边地区开展持续性考古和研究工作。

考古人员经过发掘发现，国字山墓葬外围有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63米的近长方形围沟环绕。墓葬是东西向中字形竖穴土坑墓，东西两侧有斜坡状墓道。主墓道向东，东西长8米、南北宽3.3～5.6米;西墓道东西长6米、南北宽3～3.5米。墓室东西长约16米，南北宽约14.4米，面积约230平方米。墓壁竖直，深约6米。南壁正中、二层台偏上的位置有一壁龛，内放置有陶鬲、鼎、豆、罐等。

国字山墓葬的椁室，由下方的垫木、底板和周边的侧板、内部的立柱及上方的盖板组成，东西长约13.5米，南北宽约11.4米，高约2米。经鉴定，椁室各部位均使用楠木，椁盖板上则覆盖有多层用杉木削制的金黄色木皮。椁室内被隔断和立柱等分隔为25个分室。除中间一行因放置主棺，隔断略有错位外，分室排列整齐有序。椁室内放置有7具棺木，其中主棺位于椁室中部，为船形独木棺，长3.66米，宽1.22米。其余6具为陪葬棺。

丰富的出土文物

“国字山墓葬虽然经历过早期盗扰，破坏严重，但我们在各分室内仍发掘出土了2600余件套器物。”王意乐说，墓内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大宗，此外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从器类看，囊括了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等多种品类。”

据介绍，国字山墓葬里出土的礼器有铜鼎、盉、盘、匜等;乐器包括钟、鼓、琴、瑟、筝，以及编钟架、底座等，其中筝保存很好，总长度达到2.3米，是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最长的一件筝;兵器有戈、戟、剑、镞、漆木盾等，其中漆盾有30余面;车马器有车軎、伞盖、衡末饰和铜泡等;日常用品包括镇、削刀、凿、帐钩等;陶瓷器包括多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等。第21分室里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鸠杖的跽坐人形镦，这类器物以往只见于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区。

最重要的是，国字山墓葬里出土了两件有铭铜戈(戟)。经专家考证，铭文分别是“者殹自乍用戟”和“於戉台王旨殹之大子不(?)寿自乍元用矛”。器主分别为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公元前410—前375年)和翳的一个儿子不(?)寿。(注：(?)或为异体字，专家还需进一步讨论)。

“根据出土遗物等推断，国字山墓葬时代在战国中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柯中华说。

重要的学术价值

考古专家们认为，作为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国字山墓葬的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推测是越国王室贵族。

“国字山墓葬有着突出的越文化因素，对它的发掘是越国与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对于研究越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曹锦炎说，此次考古发掘能对了解越国向外扩张历程、了解战国时期百越的历史提供很大帮助。

国字山墓葬还有相当数量的楚文化因素和群舒文化因素，体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特征，对于研究作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东周时期的吴越楚关系、政治格局演变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等，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说：“这是近年来我国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研究号称‘百越’的越文化的面貌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为构建和完善江西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键性资料。柯中华说：“国字山墓葬与筑卫城城址关系密切，从而为筑卫城城址的最终定性及探讨清江盆地两周时期聚落布局和社会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国字山墓葬已在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被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筑卫城遗址。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李小豹表示，全省将依据《江西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全面加强考古发掘研究，做好考古发掘成果的挖掘整理工作，建立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落实好文物安全地方政府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文物管理使用者直接责任。

(本报记者 胡晓军)